html模版小國的地理“宿命”:“新加坡奇跡”究竟有何玄機?
[摘要]在戰後國際經濟體系中,東亞地區的小型經濟體頗受世人矚目,“亞洲四小龍”“東盟四小虎”是東亞經濟奇跡的重要體現。這與東亞迅速成為全球經濟核心區域的地緣經濟環境緊密關聯。

韋民,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編輯:豆豆 在經濟發展中,小國面臨的普遍性難題是規模狹小衍生的諸多經濟脆弱性。緩解根深蒂固的經濟脆弱性是小國經濟發展始終不渝的終極目標。 地理因素對小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個不爭的事實,生長何處至關重要。脆弱性與依賴性越顯著的小國,地理條件賦予的經濟意義就越突出,小國經濟發展的確存在不可否認的地理偶然性。

在國際比較效應作用下,沒有一個國傢願意安於清貧,以至於人心思變,動蕩不安,成為國際社會憐憫、施舍和維和的失敗者。無論國傢的規模是大是小,它們都不會忘記追求國泰民安、國強民富、國際尊重的初心,也不會困於落後現狀而碌碌無為,淪為天下人的笑柄和歷史的匆匆過客。在進取、崛起、停滯、衰落的大國興衰史中,利益、權力、榮譽之爭貫徹始終。與塑造社會和國際環境相伴隨的是這些大國利用和駕馭自然環境能力的博弈,地理因素因而構成瞭大國發展和大國競爭的基本背景。在技術進步的時代,地理稟賦的傳統影響雖然大大淡化,但仍是國傢行為和國際政治不可或缺的變量。如果納入規模效應的話,那麼地理效應的效度和程度則有明顯的差異性表現。規模越小的國傢,地理效應就越顯突出。在小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關系領域,地理因素帶來的建構性影響就是活生生的例證。

一、小國經濟發展中的地理效應

在經濟發展中,小國面臨的普遍性難題是規模狹小衍生的諸多經濟脆弱性。緩解根深蒂固的經濟脆弱性是小國經濟發展始終不渝的終極目標。小型規模決定瞭小國經濟資源相對匱乏、市場空間極為有限、公共服務規模偏大以及經濟發展手段較為單一,彌補這些缺陷的根本舉措無一例外是利用外部市場,尤其是毗鄰區域的經濟資源。在這個過程中,地理位置和地緣環境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

第一,小國的經濟條件和發展程度具有明顯的地理特征。小國經濟發展的特點之一是地區間展現出來的顯著差異性。歐洲小國基本上都屬於發達國傢,東亞和加勒比小型經濟體也具有較高發展水平,而非洲小國則幾乎都是發展中或不發達國傢。究其原因,地理位置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影響首當其沖,與世界經濟核心國傢和地區鄰近的小國往往有更優越的發展機遇,偏遠地區的小國則面臨更多的發展障礙。

“亞洲四小龍”是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的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在短時間內實現瞭經濟的騰飛,一躍成為全亞洲發達富裕的地區。圖為“亞洲四小龍”的地理位置

歐盟小國普遍較為發達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它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工業革命以來,歐洲(以西歐國傢為核心)一直是世界經濟中心之一,是國際貿易、國際市場、國際資本、技術創新制度變革的核心區域。歐洲小國與這個世界經濟中心的經濟強國山水相連,文化相近,價值共享,因而就有瞭交易成本低、參與地區產業分工的機遇多、市場信息靈通、經濟依賴度大等發展條件。與此同時,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不斷廣化和深化,“規模不經濟” (Diseconomies of Scale)造成的公共物品供應難題不再成為歐盟小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在戰後國際經濟體系中,東亞地區的小型經濟體頗受世人矚目,“亞洲四小龍”“東盟四小虎”是東亞經濟奇跡的重要體現。這與東亞迅速成為全球經濟核心區域的地緣經濟環境緊密關聯。日本和中國經濟的先後崛起為地區內的小型經濟體提供瞭市場、資本、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強大支持和發展空間,是促進這些小型經濟體經濟成長的關鍵動力。

非洲小國普遍落後,其偏狹的邊緣位置難辭其咎。遠離世界經濟中心的處境迫使它們必須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進入世界市場,國際市場信息閉塞,外來投資不足,因此很難融入全球資源配置的網絡中,也就不具備有效緩解經濟脆弱性所必需的外部條件。

加勒比小國經濟表現相對更佳,是因為它們鄰近另一個世界經濟中心美國,來自美國的旅遊者、投資和購買力大大推動瞭這些小國的經濟成長,其人均GDP遠遠高於普遍落後的非洲小國。

如此看來,地理位置的確是小國經濟表現的關鍵“先生”,它們在地區間的顯著差異性可資證明。

第二,地理位置是小國經濟發展策略選擇的依托和依據。與海洋的遠近對小國的經濟治理影響重大,某種程度上也界定著它們的產業佈局。以內陸小國和沿海小國為例,截至2012年,全球共有44個內陸國,其中內陸小國有30個,占其中的68%。內陸小國除瞭所有小國共有的規模劣勢外,還因為離海洋較遠,沒有入海口與港口,使得交通受限,遠離世界市場,無法利用漁業等海洋資源和發展海運,所以大多以畜牧業或工礦業為主,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落後。小島嶼國傢大多具有較豐富的旅遊資源和海洋資源,旅遊、熱帶農產品和漁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馬爾代夫位於南亞,是印度洋上的一個島國,由1200餘個小珊瑚島嶼組成。旅遊業、船運業和漁業是馬爾代夫經濟的三大支柱。圖為馬爾代夫菲利西澳島的旅遊景觀

普遍來看,在應對經濟脆弱性的過程中,小國逐漸形成瞭力圖揚長避短的發展理念。“市場專長(market niches)”是小國行之有效的經濟發展策略。該策略的要點是,選擇一個諸如研發、教育、金融、保險、旅遊、商品等特定領域作為經濟發展支柱,並樹立起自身的品牌優勢。地理位置某種程度上決定瞭小國經濟發展策略的選項。

以我們似乎較為熟知的新加坡為例。該國幅員狹小,有“小紅點”之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國。因為太“小”,外界一度質疑這個國傢能否獨自生存下去。李光耀也坦言新加坡獨立的無奈以及國傢生存的艱難:“一些國傢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傢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的頭上的。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麼值得慶祝的日子。我們從沒爭取新加坡獨立,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今天的新加坡已發展為一個治理有方、經濟富裕之國,其人均GDP早就雄居東亞諸國之首,在國際關系中也活蹦亂跳,有聲有色,是小國大外交的代表性國傢。新加坡人究竟何德何能?所謂“新加坡奇跡”究竟有何玄機?地理稟賦是解讀這一現象的“鑰匙”。

李光耀(1923 -2015),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畢業於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之一,被譽為“新加坡國父”

獨特的地理位置是新加坡實施外向型發展戰略、進取持續發展的前提。新加坡是幸運的,它恰好處在戰略價值非凡的位置之上。它南瀕新加坡海峽,是中國南海、爪哇海與馬六甲海峽間的咽喉。馬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之間,是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連接紐帶以及亞、非、澳、歐沿岸國傢貿易往來的關鍵海上通道,通航歷史長達兩千多年,東亞國傢所需之石油和戰略物資都要途經此地。如此顯赫的地理位置是新加坡歷史演進和現實政經發展的關鍵動因之一。

新加坡的歷史變遷與該國的地理位置緊密相關。隨著東西方經貿關系的不斷發展,該國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也在水漲船高。英國人斯坦福 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1819年前來開埠是新加坡近代史的發端。在迅速發展的國際貿易中,新加坡的人口數量迅速攀升,種族結構也逐漸成型。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深刻影響著該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態,這為現代新加坡的發展奠定瞭基礎。

優越的地理位置是建國以來新加坡經濟起飛的依托和“催化劑”。新加坡國傢規模狹小,自然資源稀缺,缺乏維持經濟持續發展的先天條件,外部市場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唯一依托。然而,借助天賜的地利,新加坡大力發展港口業務、轉口貿易和服務業,在東西方之間、中東和東亞經濟體之間充當中轉服務角色,從而迅速推動瞭國傢的整體經濟成長。不斷演進的經濟全球化趨勢與地緣經濟價值相互激蕩,構成瞭有利於新加坡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天時地利為該國的可持續經濟發展創造瞭理想的外部條件。

新加坡案例充分說明瞭地理稟賦對一個小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隻有人和,而無地利,小國緩解經濟脆弱性的難度可想而知。

第三,毗鄰大國對小國因應規模缺陷至關重要。不言而喻,與鄰和睦相處的開放型經濟體會從邊界的不斷開放中獲取公共物品供給。相對而言,遠離世界經濟核心的小型經濟體(其中許多為小島嶼國傢)卻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規模劣勢。這種劣勢越大,島國居民就會遠走高飛,越來越少。由和平的友鄰環繞的小國能夠彌補“規模不經濟”帶來的規模劣勢;與“流氓國傢”鄰近或沿海且與其他國傢相距遙遠的小國卻難以做到這一點。的確,鄰裡關系和鄰國的政經表現對一個小國的經濟治理而言關系重大。

利用地理鄰近的特點,島國可以通過地區合作方式來分擔公共物品的高成本。譬如,在東加勒比地區,安圭拉、安提瓜和巴佈達、多米尼克、格林納達、蒙特塞拉特、聖基茲與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與格林納丁斯等八個小國或地區聯合設立瞭一傢多國中央銀行,即:東加勒比中央銀行(Eastern Caribbean Central Bank, 簡稱ECCB)。該行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集中管理外匯儲備,規范貨幣信用政策。同時,東加勒比地區還建立瞭共同法律體系和通訊管理機構。又譬如,南太平洋小國建立瞭全球僅有的兩所區域性大學之一,即:南太平洋大學,從而以相對較低的成本推動瞭當地高等教育的發展。在遙遠的非洲,西非和中非的法語國傢各自設立瞭貨幣聯盟並使用共同貨幣,這不僅降低瞭成本,而且改善瞭貨幣政策和專業技巧以及監管質量。總之,小國可以通過地區合作途徑,在培訓、高教和技巧發展等領域彌補“規模不經濟”的劣勢。顯然,地理鄰近、心心相印是上述經濟合作模式形成和運作的基本背景。

南太平洋大學成立於1968年,是全球僅有的兩所區域性大學之一。該大學由12個成員國共同所有,在各成員國設有分校。圖為位於基裡巴斯的分校區

奧地利同樣有效利用瞭毗鄰大國的地利來緩解自身的規模劣勢。該國充分利用富強德國的公共物品,大幅節省瞭主權國傢理應提供的公共服務成本。該國從德國“輸入”瞭大量法律制度,隻是將這些法律稍加改動就付諸實施,省卻瞭可觀的時間成本和制度成本。20世紀70年代中期,該國中央銀行甚至幹脆照搬德國的貨幣政策。與此同時,德國南部地區的許多基礎設施也是奧地利人廣泛利用的公共物品。生活在奧地利西部的奧地利公民使用慕尼黑機場;在兩國邊境附近,德國人的公共設施可為奧地利人提供豐富的消費機會、公共服務、市場信息和全球性業務,是他們連接外部世界的必需環節。對許多小國而言,免費使用外國公共物品或者僅僅支付邊際運行成本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此外,與一個經濟強國毗鄰,也會給小國帶來更多的商業機遇和更便利的出口通道。

奧地利案例同樣印證瞭地理位置對小國經濟的重要性,鄰近經濟強國對小國緩解“規模不經濟”等規模缺陷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第四,領土形狀對小國經濟發展存在額外影響。不同的領土現狀具有不同的經濟意義。譬如,多島嶼小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傢治理的難度更為突出。多島嶼國傢面臨的地緣政治現實是領土的碎片化,這使得大多數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得不重復建設,政府也不得不用更多的資源、更高的人均成本來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就造成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政府開支比重更大,政府人員規模也相對更大,最終對國傢的總體經濟發展構成巨大的制約。因此,在多島嶼小國,基礎設施和基本服務供給面臨著財政負擔的重大挑戰,其管理能力和基礎設施需求不能由規模效應加以彌補。原本的規模劣勢由於領土的碎片化而被大幅放大,經濟發展因而面臨更大的困境和不確定性。

不難看出,地理因素對小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個不爭的事實,生長何處至關重要。脆弱性與依賴性越顯著的小國,地理條件賦予的經濟意義就越突出,小國經濟發展的確存在不可否認的地理偶然性。

下面讓我們把目光投向國際關系領域,看看地理稟賦帶來的影響會否有所不同,小國是否依舊深陷揮之不去的地理“宿命”之中。

二、小國對外關系中的地理效應

坦率而言,在大國及大國關系主導、現實主義思維占據主流的國際關系中,大國對特定小國的認知和行為是後者國際定位的決定性標尺。以此來看,地理稟賦同樣是小國的“宿命”,它相當程度上界定瞭小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價值、角色及其行為選項。

第一,地理位置是小國國際地位和戰略價值的關鍵標尺。地緣政治學探究的是空間的政治意義,認為地理因素對政治行為和國傢權力至關重要。英國地理學傢哈爾福德 麥金德(1861-1947)的“大陸心臟說”,美國海軍軍官、歷史學傢阿爾弗雷德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關於海洋與國傢力量關系的“海權論”,以及意大利的吉烏利奧 杜海特關於“制空權”的學說,分別從陸地、海洋和天空三個視角討論瞭地理因素對於戰略安全和國傢權力的影響。其中,馬漢認為任何地方的戰略價值取決於“位置”或“態勢”、“軍事力量”和“資源”這三個基本條件,同時具備這三大條件的地方就會成為“戰略要地”,並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戰略要地意味著戰略價值和戰略關註。當代世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地理因素對地緣政治都具有重大影響。

美國海軍戰略思想傢馬漢的海權論主張制海權對一國力量最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線能帶來大量商業利益,因此必須有強大的艦隊確保制海權,以及足夠的商船與港口來利用此一利益。馬漢也強調海洋軍事安全的價值,認為海洋可保護國傢免於在本土交戰,制海權對戰爭的影響比陸軍更大。

地理位置賦予瞭小國特定的戰略價值。在大國視角中,位處全球戰略要沖的小國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戰略價值。這樣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構成瞭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和利用大國的重要政策籌碼。一些小國往往會“充分利用其經濟能力或戰略位置來影響大國”。地理位置優越的小國往往成為國際關系的“支點”,吸引著眾多大國的戰略關註;而那些遠離世界政經中心的偏遠小國則很難引起大國的戰略興趣,它們是被國際政治經濟遺忘的角落。

特定的地理位置意味著不同的戰略含義,並與全球戰略安全和國傢權力相關聯。與世界權力中心、世界大國接近的小國,在海洋交通運輸中具有樞紐作用的地方,與戰略資源接近的國傢都是大國關註的戰略要地。戰略位置與戰略資源一起成為吸引大國關註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戰略版圖中,中東、東南亞、中美洲、北非等地區具有顯著地位。譬如,東南亞位於太平洋、印度洋兩大海洋及亞歐大陸與大洋洲兩大洲之間,是世界海洋運輸最重要的交通樞紐,東亞國傢必需的中東石油進口的必經之路。在聯合國秘書處列舉的8個重要國際海峽中,3個是處於中東的無替代航路的重要海峽,即曼德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和霍爾木茲海峽;另外5個全都位於東南亞,它們是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爪哇和蘇門答臘之間)、新加坡海峽、聖貝納迪諾海峽(菲律賓東南部呂宋和薩馬島之間)、蘇裡高海峽(菲律賓的萊特島和棉蘭老島之間)。這種“橋梁”式的戰略位置對於戰爭與和平都是至關重要的,它既是“兵傢必爭之地”,也是確保經濟運行的“生命線”。處於該地域的小國無疑具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更大的戰略行動空間。

職是之故,相較深鎖內陸及地理偏遠的小國來說,那些位處世界政經戰略樞紐的小國顯然是大國和強國積極關註、利用和爭取的對象。有吸引力的地理位置不僅能夠引來大國的經濟資源,而且有助於其對外戰略的制定和實施。

第二,地理位置塑造著小國特定的外部環境。與大國顯著不同的是,小國安全的主要威脅不會來自遙遠的國傢,而是毗鄰國傢和地區。在周邊國傢發展繁榮、穩定有序,周邊環境安詳和平,區域安全治理機制健全的地區,小國安全將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歐盟小國享有的長久和平,與歐盟整體上的良好安全環境密不可分。相反,在一個發展滯後,遍佈失敗國傢的動蕩地區,生存於其中的小國將不可避免承受更多的安全威脅。

地理位置也影響著小國與大國的關系。在任何體系中,地理和資源都是影響國傢權力的重要因素,地理位置是小國發展同大國關系的重要背景。譬如,與大國毗鄰通常帶來瞭脆弱性,但小國在面臨來自強鄰巨大壓力的同時,所具之戰略位置和戰略資源也在改善其地位。因此,相較其他因素,地理位置對小國外交的意義顯得更加突出。

一方面,一個國傢在全球戰略版圖中的地理位置規定瞭其戰略價值,是吸引大國關註的重要因素,進而是它們發揮國際影響力的條件。1956年以前,英國一度將控制蘇伊士運河作為自身的責任和使命。美國關註巴拿馬海峽,德國則關心波羅的海出海口。

另一方面,處在地緣政治中心的小國往往成為大國對抗的焦點,因而處在危機四伏的外部環境中。在歷史上,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色列、丹麥、挪威、芬蘭等小國都無法避免地緣競爭帶來的巨大威脅。與此相對,愛爾蘭、瑞典、新西蘭、加勒比國傢、南太平洋島國則得益於遠離大國紛爭中心的邊緣位置,而免遭征服或者幹涉的危險。對小國而言,地理位置是福是禍,最終還是取決於國際體系的性質。

第三,地理位置是小國對外戰略選擇的初始條件。在這個世界上,有的國傢擁有許多鄰國,而有的國傢則沒有鄰國。在不同的情況之下,一個國傢與其鄰邦之間的地緣政治關系具有不同的意義。與多個國傢相鄰的小國,在外交上必然會傾向於考慮更多的安全威脅來源和多方位外交的發展態勢。隻與一個國傢接壤的小國,雙邊外交就是外交的優先考慮。比如丹麥(與德國)、岡比亞(與塞內加爾)、萊索托(與南非)、摩納哥(與法國)、卡塔爾(與沙特)、聖馬力諾(與意大利),與強鄰之間的關系是這些小國外交政策不得不高度關註的因素。芬蘭和瑞典的安全戰略很大程度上受到毗鄰大國蘇聯/俄羅斯的影響,不加入北約的戰略考慮之一是避免成為俄羅斯與西方潛在沖突的犧牲品。

摩納哥是位於歐洲的一個城邦國傢,也是世界第二小的國傢(面積最小的是梵蒂岡),總面積為1.98平方公裡。摩納哥地處法國南部,除瞭靠地中海的南部海岸線之外,全境北、西、東三面皆由法國包圍,為少有的“國中國”之一

地理位置深刻影響著小國的對外戰略選擇。小國不能塑造地緣環境,但地緣環境是影響小國對外戰略選擇的關鍵因素。遠離世界政治經濟中心的諸多島國,如南太平洋島國、加勒比島國和印度洋島國,雖然在經濟發展上面臨著不利的地緣環境,但在安全上也超然於大陸上國傢間常有的紛爭,對安全戰略也就沒有處心積慮的必要瞭。然而,大陸小國,尤其毗鄰大國的小國往往會身不由己地介入到大國博弈之中,它們的外交戰略選擇就顯得格外重要瞭。對這些小國而言,在對外戰略選擇時,地區環境和大國關系是不得不思慮的重要背景。

仍以新加坡為例。獨特的地理位置既是新加坡對外戰略的重要砝碼,也是其“大國平衡戰略”構思和實施的前提。平衡戰略的要訣在於吸引諸多大國的戰略關註,而大國的戰略興趣往往來自戰略價值的多寡。新加坡的地緣戰略價值不言而喻,是關乎其生存的重要優勢。大國普遍認同新加坡的戰略重要性是它發揮這一優勢的前提。

李光耀指出:“芬蘭如果被鄰國蘇聯或瑞典侵略,列強可不必理會,因為這跟列強之間的勢力均衡沒有關系……可是如果沒有瞭新加坡,那就對它們非常麻煩瞭。我們必須好好照顧這一點;我們的地方雖小,可是幾乎全世界都公認這個小島具有極大的戰略重要性。”現實之中,新加坡奉行積極外交政策,廣泛結交諸多大國,“鼓勵世界上的主要強國知道它的存在”,並理解新加坡所具有的戰略意義,在大國交織的利益網絡和戰略關註中凸現自己的價值,從而嫻熟地操作大國之間的平衡策略。一言以蔽之,地理位置是新加坡對外戰略制定的依托。

第四,國土形狀對小國對外關系具有特殊影響。不同的領土形狀對一個國傢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國傢治理甚至對外關系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與此同時,地理位置與領土形狀的疊加效應很大程度上決定瞭小國外交的基本取向。大多數國傢的形狀或形態可以分為五種類型:一體型(compact)、碎塊型(fragmented)、狹長型(elongated)、孔眼型(perforated)以及凸出型(protruded)。不同領土形狀具有不同的安全意義。一體型國傢具有環形形狀,是最容易管理的形態,有助於維持國傢的統一,也比其他形狀的國傢更易於防衛。碎塊型國傢由許多海島構成,這樣的國傢難以管理。狹長型國傢對邊遠地區的管理非常困難。孔眼型國傢的領土完全包圍於一個或多個國傢,隻有通過這個(些)國傢才能到達被包圍的國傢。如果兩個國傢存在敵意,那麼被包圍國傢就難以與外部聯系。凸出型國傢有狹長的土地延伸出來,突出地帶往往產生離心傾向。不言而喻,不同國土形狀的國傢,其政經策略、安全思維、外部認知及對外政策各有差異,最終也影響瞭它們的外交取向和戰略手段。

智利是世界上領土最狹長的國傢,其國土南北長4332公裡,東西寬90-40l公裡,在地圖上看起來就好象南美洲的“裙邊”

以此觀之,地理因素對行為體的影響與意義從來都是不爭的事實。它對人類生活方式、社會政治文化和行為均具強大的建構性影響。在“小”的作用下,地理條件在小國政經發展中衍生出諸多突出效應。規模越小,這些效應就越顯著。可以斷言,絕大多數小國的政經發展與行為選擇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所擁有的特定地理稟賦。事實表明,小國的地理“宿命”既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對小國主觀能動性的無視。在現實性、競爭性國際體系下,地理效應是小國特性衍生的“副產品”。因為“小”,所以小國在生存發展中上得靠“天”,下得靠“地”。對小國來說,地理效應的表現方方面面,此理所必然,現實案例也俯拾皆是。相較大的國傢,這難道不是小國的地理“宿命”?

本文相關文獻援引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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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geography.about.com/cs/politicalgeog/a/shapestate.htm. 檢索時間:2013年10月18日。

[英]雷蒙德 弗斯:《人文類型》,費孝通譯,北京:商務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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